着未知的副作用，他们也会立刻宣布这是“概念验证”。然后媒体会欢呼，投资人会追加资金，公众会要求加速临床试验。然后监管机构会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被迫在完整的安全数据出来之前批准“试点性人体试验”。然后某一天，某个志愿者会忽然倒下。而到了那个时候，整个领域都会被拖入深渊。
这个剧本在他的脑子里一帧一帧地展开，清晰得如同已经发生过。他发现自己站在窗口，双手撑着窗台，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慢慢地吐出来。他告诉自己，这不是科幻电影。他有能力阻止这个剧本变成现实。但他需要想清楚怎么阻止。
问题在于，“怎么阻止”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继续推进自己的实验，尽快拿出完整的安全边界图谱，用数据划定一条清晰的红线。第二个选择是停止实验，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全球暂停所有受体x相关的研究，直到国际科学共同体制定出统一的安全标准。
在技术上，他相信，只要自己停止实验室，其他人要取得突破非常困难，即使取得突破，也要推迟很久很久。
第一选项的问题在于时间，他的实验还需要将近三个月才能完成全部数据采集，而外面那家公司下周就要进入动物模型。三个月的时间差足以让一切失控。第二选项的问题在于，呼吁暂停研究意味着把自己从“探索者”变成“守门人”，而守门人的角色在当前的公共情绪中是极其危险的。如果他呼吁暂停，那些已经狂热起来的群体，寿命自由运动、无限生命基金会、“封印解除”社群……会把他从一个“犹疑的科学家”重新定义成一个“敌人的面孔”。他们会说杨平在阻碍人类的进步，在替全人类保守一个关于延长生命的秘密。他可能会被孤立，被攻击，甚至被污名化。但他可以接受这些。他不能接受的是，如果他在这个关头选择沉默，而外面那些人闯出了大祸，他余生都会问自己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站出来？
他站在那里，想了很久。
上午十一点，有人敲响了他的办公室门。是韦伯，他推开门，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脸上的表情介于疲惫和某种克制的激动之间。“125组的代谢组学数据出来了。”
杨平转过身。“什么结果？”
“我比对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三百二十种代谢物。有十七种出现了显着性差异。”韦伯把平板电脑放在杨平的桌子上，调出一张柱状图，“你注意看这几个，谷氨酰胺消耗率上升了百分之三十五，丝氨酸合成量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