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倒好，把天灾往一个十八岁的少年身上推，说都是他搞出来的。
朕还没死呢，他们便急着找替罪羊了？”
可说完这些，他又慢慢坐回御座上，怒气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他从不曾在人前流露过的疲惫和惶恐。
他从小受的教育告诉他，天子是受命于天的，地震、洪水、大旱、蝗灾，都是上天对人主的警示。
他不怕言官骂他，可他怕这场大旱真的是冲着他来的。
若是这样，那他自己的罪己诏是不是写得太轻了？
他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什么，才让上天降下这样一场灾祸？
辛缜对这种天人感应的说法自然嗤之以鼻。
他很清楚这场大旱不是什么天谴，而是气候周期的自然波动，太阳活动、大气环流、季风强弱，这些才是决定旱与涝的真正原因。
菜洞子跟天旱没有关系，水泥官道也不会惊动什么地底龙神，至于高炉钢，那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
可他也清楚，大宋的整个政治合法性便是建立在“天人感应”这套观念之上的。
皇帝是天子，皇帝做得对，上天便风调雨顺。
皇帝做得不对，上天便降下灾祸。
这套逻辑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相当于一部不成文的根本法。
硬刚这套观念，等于是在动摇皇权自身的合法性根基。
他可以不在乎那些人骂他，但他不能让赵祯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
辛缜不等朝廷对他发起制裁，也不能等。
范仲淹和韩琦自然不会主动发起，可等下面的言官把弹章堆到足够多的时候，那便不是几个人上书批评的事了，那是整个御史台、整个士林、甚至整个舆论场都在逼着政事堂表态。
到那时候，范仲淹和韩琦即便想保他也保不住，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会被牵连进去。
辛缜主动进宫面圣。
赵祯坐在垂拱殿的御座上，脸色比正月里憔悴了不少，眼窝微微凹陷，嘴唇也有些干裂。
辛缜行了礼，开门见山地说：“陛下，臣请外放荆湖北路。
今年大旱，蝗灾四起，京东、河北、河东各路的灾民已经在往南逃亡了。
臣粗略估算过，光是京东路和河北路，这场旱灾和蝗灾波及的灾民少说也有数十万，甚至可能上百万。
朝廷即便开仓赈济，这些人也不能只靠吃粥活着，得有事做，得有地种，得有条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