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赵振国在前面打头阵，一直沉稳旁观的王新军，也站了起来。
“大家担心的‘人家凭什么借’、‘条件’、‘利息’等等问题，恰恰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去研究、去谈判、去把控的关键！而不是因为可能存在风险和代价，就因噎废食，连谈都不敢谈，连想都不敢想！”
“新军同志说得对！”
一位坐在角落、一直沉默寡言的中年干部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激动地站了起来。他是计委下属某研究所的研究员，对国外技术发展有所了解。
“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我研究过国外资料，就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个炼化设备，人家一套新装置，效率是我们的三倍，能耗只有我们的一半！我们靠自己研发，先不说能不能成，光是时间，可能就要十年！十年啊！这期间我们浪费的原料、能源，造成的污染，是天文数字！用这些代价去付点‘利息’，我看都值！”
他引用了具体数据，增强了说服力。
“我同意！”
“不能再抱着老皇历过日子了！”
有了王新军和这位研究员带头，其他一些内心支持开放、但又惧于政治压力的干部也纷纷鼓起勇气发声。
他们从各个角度补充：
“可以立法嘛！限定投资领域、持股比例，确保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谈判的时候，必须把技术转让、人员培训作为硬性条款写进去！”
“可以先搞试点，小范围尝试，积累经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支持改革的声音一下子形成了声势，与保守派针锋相对，争论的焦点围绕着“如何趋利避害”展开具体的讨论。
看着讨论的问题逐渐被带偏，有人露出欣慰的笑容，振国这小子，太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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