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点了点头，但没有说话。他手里握着一支笔，在笔记本上画着某种结构图。
“第二阶段是低强度激活，”唐顺继续说，“我们设定五个激活水平，从受体x最大激活能力的5开始，依次递增到10、15、20、25。每个水平持续7天，每天采样一次，检测同样的指标。一旦在任何指标上检测到超出基线波动范围三个标准差的变化，我们就标记该水平为&39;预警阈值&39;。”
“如果三个标准差都没有触发呢？”杨平问。
“那我们就提高上限，继续往上探，直到找到边界为止，其实，我们不可能这么快找到边界。但我在想，也许真正重要的不是找到边界，而是理解系统在到达边界之前是如何自我调节的。韦伯之前提过一个观点，封印可能是一个主动的调控器，它在管理修复，而不是在阻碍修复。这个假设如果成立，我们的实验目标就要重新定义了。”
韦伯终于开口了：“我在想另一个问题。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39;封印&39;和&39;钥匙&39;，媒体把这个当成一个二元对立的故事来讲。但我们自己知道，这是一个连续谱的问题。从完全封闭到完全开放之间，有无数的中间状态。问题是，公众能理解这种复杂性吗？”
”杨平说，他们不需要理解复杂性，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立场。然后他们会根据这个立场来组织自己的行动。我刚才查了一下新闻，已经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建立了&39;打开封印&39;的话题群组，成员数超过十万。”
唐顺和韦伯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然后唐顺说：“那就更需要我们的实验了。只有数据能对抗情绪。我们做出结果，用结果说话。”
“可是……可是有些时候，理性会被摧毁，剩下的只有情绪。”陆小路开口。
杨平点了点头：“继续推进。”
第四天，唐顺拿着一部平板电脑走进杨平的办公室，脸色比平时难看。“你看看这个。”
屏幕上是一个直播视频的截图，画面里是一个中年男人站在一个像是会议中心的讲台上，背后挂着一面巨大的横幅，上面用英文写着“lifespan freedo ovent”（寿命自由运动）。台下坐着几百个人，有人在举标语牌，上面写着“open the lock”和“y life， y choice”。
“这是什么？”
“昨天在美国成立的民间组织。”唐顺划了一下屏幕，切换到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