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是指维持个体生物机能不因饥饿、缺水、基础疾病而直接死亡的最低限度。这需要根据个体的年龄、性别、基础代谢率设定浮动区间，但核心是‘维持生命’，而非‘维持健康’、‘维持舒适’或‘维护尊严’。”
“定量上，它应是一组经过科学测算的底线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满足基础代谢所需的最低有效卡路里、基础洁净饮水量、预防特定缺乏症的基础维生素与矿物质配给、用于处理最常见外伤或感染的基础药物，以及最简陋的集体庇护所中的基本居住权——仅能遮风挡雨，算不上特别隐私或舒适。”
她还特别补充道：“这一标准不该是僵化的数字。它必须依据群体当时掌握的可分配资源总量、消耗速率以及外部环境压力进行动态调整。调整权可授予一个由技术官员与随机抽选的民众代表组成的常设委员会。
但任何下调决定，都必须伴随公开的、详实的危机状态宣告，阐明必要性。同时，调整需遵循一条铁律：贡献者的基本份额，其下调优先级必须低于、且幅度必须小于无贡献或低贡献者。这既是效率原则的体现，也是对‘贡献’价值的根本维护。”
随着柳潇的阐述结束，电子屏幕再次刷新，问题直指制度在极端压力下的本质与极限：
【5、当群体面临全范围资源危机，连“最低份额”都无法保障时，此项‘贡献等级’原则，是否意味着在制度层面默许、甚至变相引导了对“低贡献者/无贡献者”的抛弃或主动淘汰？】
【6、这条‘最低生命体征份额’的底线，在现实执行中，更可能成为被实际遵循的规则，还是沦为主观、脆弱、最终必然被突破与践踏的‘心理安慰’或道德装饰？
如果它必然会受到冲击，其存在的真实意义又是什么？】
看到第五个问题时，柳潇的目光出现了片刻的、几乎难以察觉的凝滞。
这个问题太尖锐了。
她眼神微沉，想象着资源彻底枯竭时的景象。再次开口时，声音沉重了不少，“法律条文本身，绝不应包含任何‘允许主动淘汰成员’的明文规定。那样的许可一旦公布，会彻底摧毁整个制度赖以维系的、最底层的道德和心理基础，将直接引发全面的恐慌、信任崩塌以及不可控的暴力。”
说到这，柳潇忽然话锋一转，她在强迫自己直面可能出现的残酷现实：“然而，法律必须承认，当系统性危机达到临界点时，‘事实上的淘汰’会依据‘贡献优先’这一根本原则，以非明示但确定的方式自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