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华盛顿的秋天带着一种黏糊糊的暖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已经在太平洋的波涛和欧洲的废墟中渐渐散去。
但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另一种无形的压力正在悄然蔓延。
亨利·华莱士坐在那张由罗斯福留下的橡木坚毅桌后，他的面前摊开着两份截然不同的文件。
左边的一份，是刚刚由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代办乔治·凯南起草的一份冗长备忘录。
这篇后来在真实历史中被称为“长电报”、奠定了美国整个冷战遏制战略基础的文件，此刻却让华莱士感到极度不适。
在华莱士看来，凯南在这份电报中将苏联描绘成一个受到传统的不安全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狂热双重驱动、不可调和的扩张主义怪兽。
这种充满敌意和零和博弈思维的语言，完全背离了他一直以来所坚信的合作与理性的精神。
右边的一份，则是一本装订精美的相册，封面上印着他1944年作为副总统访问西伯利亚和中国时的照片。
华莱士的目光从那份冰冷的电报移开，落在相册的封面上。
他的眼神变得柔和，甚至带着一丝怀念。
那是一次令他终生难忘的旅程。
……
1944年6月，西伯利亚，马加丹
科雷马河畔的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但华莱士的心里却燃烧着一团火。
他站在马加丹的一个农场里，看着眼前那些在恶劣自然条件下依然能够培育出抗寒作物的苏联农民。
他们穿着干净的衬衫，虽然面容有些憔悴，但眼神中却透着一种建设新世界的坚毅。
“副总统先生，”陪同他的苏联官员，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谢尔盖·戈戈利泽将军指着那片农田，用流利的英语自豪地说道，“这就是西伯利亚的未来。我们用科学和集体的力量，征服了这片冻土。”
华莱士被深深地打动了。
他本身就是一个农学家，一个培育出抗病玉米种子的科学家。
他在这些苏联农民身上，看到了与美国中西部农民一样的勤劳和对土地的热爱。
他相信，只要有共同的科学目标，只要愿意用理性去改造世界，美国和苏联就可以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成为建设战后新世界的最佳伙伴。
在回国后的报告中，他热情洋溢地赞美了苏联在远东的建设成就，称其为“西伯利亚的觉醒”，并坚信美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