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鉴在前，可知世人的悠悠之口是堵不住的，而朝廷的新政既然惹人非议，那就要从两方面着手，不仅要严格执法，打消旁人的幻想，同样也要在正面对舆论做出回应，批驳那些否定新政的观点，只有堵与疏并行不悖，方才能将新政真正推行下去。
傅畅此时也有些被天子说服了，但对于天子打算如何处理此事，他仍然有些拿不准主意，就问道：“那陛下打算如何处理此事？”
刘羡重新坐直身子，问道：“现在对新政议论最多的地方在何处？”
傅畅自然回答道：“当然是在太学。太学生好议国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这确实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且还历史悠久到堪称为一种传统了。自从汉武帝正式设立太学以来，天下最杰出的士人便纷纷跻身其中，并且搜罗典籍，藏书兴文，随着时间发展，自然而然就成为了整个帝国的舆论中心。此后国家的所有大事，几乎都与此有关。
比如王莽篡汉，就是靠着他在太学的经营和声望，掌握了在舆论上的主动，方才能将自己吹捧成周公孔子一般的圣人，逼迫前汉禅位。而随后发生的汉魏禅代、魏晋禅代，也无不与太学的舆论风向息息相关。
这其中的缘由也很好理解，能远赴千里赶来太学中求学的，要么是家境殷实之辈，要么便是心性坚韧之辈，且胸怀大志，深通学术。而且他们很多人中还年轻气盛，在太学中相互议论国事，提出自己的见解，完全是不可避免的。而他们在太学的生活中塑造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将来又会入仕朝中，继而影响到朝廷的大政方针。可以说，谁能掌握在太学中的舆论方向，其实就是掌握了帝国的未来。
这在如今的南汉也是一样，甚至太学的重要程度要更甚。
自从立国以来，刘羡在国中最为重视的地方便是太学。他先在成都立太学，称帝前又在义安立太学，甚至哪怕如今的太学生远远不足以填满，也执意先耗费民力，提前修建了可容纳数万人之多的太学学舍，这就为南汉太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称帝之时，太学就发展至七千人规模。
而且在刘羡登基之后，于太学举办了一次射策取才，义安太学便变得愈发兴旺。因为天下士人都意识到，天子用人确实不拘一格。虽然天子很少在公开场合声明自己的征辟标准，但取士的标准是看得见的，既不重门第，也不看亲疏，与魏武帝那种口头上要唯才是举，实则仍以门阀为重的取士风格不同，确实是量才录用。
因此，虽不知下一次太